龙应台：小学墙上的四个大字，谁会记得？能当真吗？| 头条

（台湾阳明山，图片来自IC photo）

小学校门外，人生道路如何的崎岖，时代翻滚又如何的诡谲，而小学墙上的四个大字，谁会记得？能当真吗？

一

一个懒懒的星期天下午，挚友YP来电话，三句话以后她那头就开始叹气，沉重地说，“台湾这样下去怎么办？”

YP的电话永远是沉重的，她举出台湾“沉沦”的种种实证：媒体依附政府、政府收买媒体、政治人物嚣张、知识分子无力、年轻人肤浅而狭隘、高等教育短视而功利、金融制度向富人倾斜、自我封闭使台湾经济边缘化……

“你看大陆进步多快，十年前我们完全瞧不起他们任何媒体，现在他们的媒体有深度，有高度，文化版动辄上万字。他们的大学生，有国际视野，也更拼命。他们的政策，有魄力，更有延续性，我们这边不知道都在干什么。”她严肃地问：“你觉得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”她的“我们”指的是我们两个。

“亲爱的YP，”我认真地说，“一个社会的上升还是沉沦是有它的‘共业’的。你我都一直在做我们能做的，持之以恒，尽心尽力，大的历史命运不在我们掌握之内，不是吗？”她很不甘：“是啊，是有共业，只是觉得该做点更有效、更积极的事……”

这真是一通“救亡图存”的电话。

二

YP和我，在台湾都是被称为“外省第二代”的人。我们的父母，在自己都还是将满或刚满二十岁的“大孩子”的时候，颠沛流离，死去活来，被战争的飓风刮到一个万里外的海岛上，人生从零开始。

外省人，没田产遗产可依靠，没家族网络可救难，没祖荫和社会地位可壮胆，没在地的语言和知识可运转，一无所有。一无所有的人，就会孤注一掷，投资下一代的教育。他们知道，只有教育能让人突围，突围阶级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甚至政治的种种封锁和捆绑。

于是，YP和我都考上不错的大学，都申请到美国留学，虽然她和我都来自难民家庭，都是女孩。

本省的女孩——我们的小学同学们，在传统的文化网络里，很容易就出嫁了，可能嫁给邻村有远亲关系的“表哥”；中学的同学，很容易就被送到工厂去作女工了，赚钱补贴家用，买来黄金镯子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，累积体面的嫁妆；大学的同学们，很容易一毕业就去村子里做中学老师，结婚生育，被纳入大家族，成为任劳任怨的媳妇。

而一无所有的我们，因为被抛离了土地，抛离了附着于土地的传统网络，遂和男孩子们一样读书，一样考试，一样留学，甚至和男孩子一样，被期待去赢得美国的硕士博士学位，再回到自己的土地报效国家。

一路回想YP的电话，不禁莞尔：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我们还在“救亡图存”？我努力投入社会改造的同时，还常常自我怀疑：烈士的鲜血一定比甲虫壳上的花彩有价值吗？这种怀疑，使得我对自己的儒家式的努力常发出道家式的嘲讽。

YP比我“严重”得多。YP在社会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义无反顾。在她的人生辞典里，“嘲讽”或者“独善其身”的词汇，根本不列项。

三

我在乡下读初中一年级时，国文老师教到《论语•泰伯》篇：曾子曰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

这是我们要熟记的“中国文化基本教材”，但十三岁的我们叽叽咕咕笑成一团，彷佛要用一种夸大的疯癫来表达自己和同伙之间的联盟情感。

国文老师的名字就叫“林弘毅”。林弘毅说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”他解释，“弘，就是宏大，毅，就是坚毅。”我们又笑开了。大学刚毕业的老师故作镇定，继续用闽南音很重的国语讲解，“就是说，知识分子要志气宏大，品格坚毅，以国家的前途为重任，虽然路途遥远，负担沉重，还是要一路走下去……”

国文老师叫林弘毅，还有一个生物老师叫陈弘毅。什么时代啊，怎么那么多人叫“弘毅”呢？老师，“那你弘毅不弘毅呢？”十三岁的我们只是在幼稚地笑闹，然而在那幼稚笑闹之际，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已经悄悄开始了我们价值的建构工程。

在雾气熏熏的温泉里，我闭眼思索那一路的价值建构过程。

小学任何一个教室和礼堂里，一定有四个大字：礼义廉耻。七岁的我们，开始这样理解：“礼”是规规矩矩的态度，“义”是正正当当的行为，“廉”是清清白白的辨别，“耻”是切切实实的觉悟。

浅白的文字朗朗上口，容易背诵。我们当然不知道这是蒋在1934年为了“救国”而推出“新生活运动”的核心概念，更不知道这是统治者“糅合中国传统礼教、服从惟一领袖的法西斯观念、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、国家利益为重、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”，用来“愚民”的哲学。

我们更不知道，“礼义廉耻”这小学生的知识其实来自深邃的远古经典：管仲在牧民篇中说：“礼、义、廉、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《五代史•冯道传》进一步作评：“善乎管生之能言也！礼义，治人之大法；廉耻，立人之大节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，不耻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败乱亡，亦无所不至。”顾炎武对“廉耻”二字，感触更深：“然而四者之中，耻尤为要……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，其原皆生于无耻也。故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。”

小学校门外，人生的道路如何崎岖，时代的翻滚又如何的诡谲，小学墙上的四个大字，谁会记得？能当真吗？

所以，在2006年，当一百万人上了台北街头要求领导下台的时候，打出“礼义廉耻”四个大字，把很多人给看傻了：这是开所有人民的小学同学会吗？多久没见过、没想过的字眼，竟活生生具现面前。彷佛千山万水之后，又回到起点。原来，再怎么“后殖民”再怎么“后现代”，人们倒过头来还是要求你实践小学老师教过你的公民伦理。

四

YP和我都是台南成功大学的毕业生。成功大学的校训是“穷理致知”。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工作，是到新竹交通大学担任助教。交通大学的校训是“知新致远，崇实笃行”。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中央大学任教，中央大学的校训是“诚朴”。这两年成为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，清华的校训是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。

弟弟是台大的博士，台大的校训是“敦品励学，爱国爱人”。哥哥是东吴大学的毕业生，东吴大学的校训是“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”。弟弟的中学是台南一中，台南一中的校训是“止于至善”。

穷理致知，知新致远，重实笃行，诚朴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敦品励学，爱国爱人，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，止于至善……

是的，我也仍记得校门口、礼堂里、梁柱上的各种标语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，置个人死生于度外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。修身，齐家，治国，平天下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伦理、民主、科学，以伦理实现民族主义，以民主实现民权主义，以科学实现民生主义......

是的，我仍背得出李密的《陈情表》，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，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还有柳宗元，韩愈，苏轼，欧阳修，贾谊。

YP和我，以及我们的同代人，都是在这样的价值架构里长大的。

走了多少人生歧路之后回头，才明白这个孕育了我们的价值结构是多么深地被儒家思想所渗透。颠覆道统的庄子《盗跖篇》不会被我们读到，天马行空的《山海经》、唯物辩证的韩非、“不尚贤，使民不争”的老子，都不在我们的主要价值结构中。要认识？你自己去找。

和西方的主要价值对比时，儒家的“道德”特质就更显鲜明。我是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毕业生，堪大的校训是：“谨守大自然的法则。”而每受邀到一个大学演讲或访问，我就好玩地先去找出那个学校的校训，发现哈佛的校训是：“与柏拉图为友，与亚里士多德为友，更要与真理为友”；耶鲁的校训是：“光明，真理”；约翰•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：“真理使你自由”；斯坦福大学：“自由之风飘荡”；西北大学：“凡事求真”；柏林自由大学：“真理，正义，自由”。

在这些著名欧美大学里，突出的有两个字，一是“真理”，一是“自由”。强调“真理”与“自由”，和强调“厚德载物”、“敦品励学”、“爱国爱人”，存在着根本的差异。

我不认为儒家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只有道德而没有真理追求的哲学。“穷理致知”难道不是一种对于终极真理的探索？“慎思明辨”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于独立思想的宣示？但可以确定的是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、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的熏陶，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种深刻的责任感，责任感推动着社会进步。

头发没吹干，我就离开温泉上路了。车窗打开，阳明山的风带着树的清香。阳明山，原名草山，蒋以王阳明的名字取代，同时把这条主要的山道命名为“仰德大道”。我，原来一直在“仰德大道”上成长。

转入山坡小道时，我想：如果YP和我是在“自由”和“真理”的校训而不是“礼义廉耻”的校训下培养出来的人，我们这通电话的内容和基调，会是什么样的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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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 | 陶小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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